文丨令狐卿

近日，广东云浮市前警察薛锐权在网上维权，披露因生第三孩，他本人连同身为教师的妻子双双被单位开除。他们已经走完单位申诉、公务员局听证、法院求告等各种途径，都走不通，不得已公开自身遭遇。云浮市公安局和教育局除了重申开除决定，拒绝解释详细原因。

这件事的吊诡之处是，在现有的公务员法规、全国或广东省计生法规中，都找不到开除薛锐权夫妇的依据，可见的处罚就是处分。薛锐权在拒绝单位流产的劝告时，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，得到的答复是“仅会被处分”。这说明，将他们夫妻除名的决策，并非来自于法规条文，而是计生实际运作的潜规则。

11月初反映薛锐权情况的网帖出来后，云浮市公安局的回应是，“开除他，是因为超生带来了一些衍生问题”。对照计生一票否决在各地执行的实情，这些所谓的“衍生问题”很可能是薛锐权夫妻的超生给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系统的计生考核带来负面影响，影响到包括两个单位领导在内的公务员利益，开除他们成为切割坏影响的必然动作。

换句话说，在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之后，计划生育的总体局面并未根本改观，只是从“计划生一孩”变成“计划生二孩”，计生国策依旧保持不能被撼动的权威。尽管全面放开生育是大势所趋，但计生法规与实际执行、国家方针与地方规定之间有先有后，步调不一致，薛锐权夫妇踏入了不一致造成的“陷阱”。

作为业务突出、被抽调到北京警官高校兼职的薛锐权，按理不可能不知道计生的政策与施行之间的微妙状态。在2018年6月妻子意外怀孕后，他有可能看到了这种“不一致”，并且通过咨询卫健部门评估了最坏的结果——问题是，卫健部门说的只是场面上的话，误导了薛锐权在这次“豪赌”中惨败。

在薛锐权妻子怀三胎前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准备审议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修正案（草案）》，其中对超生者“在评选先进、授予个人荣誉称号和确定综合性奖励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、任用等方面予以否决。”这是一个有着宽泛解释空间的条款，单位完全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具体的执行。

严格说起来，薛锐权夫妻的超生可以“否决”其绩效，而考核的不合格会自然引出更严重的后果。但是，也可以从宽解释计生法规，给予一定情况的豁免。问题在于，根据以往经验，计生考核除了考核个人，也考核单位，一名公务员超生的后果将由单位全体公务员承担。这种“联保”的奖惩设计，可能正是绊倒薛锐权的硬杠杠。

这种联保的机制设计，没有呈现在现行的法规条文中，但可能实际操作仍是这么搞的。它可能写在系统的文件中，内化于单位公务员的内心。薛锐权在有了三胎、面对超生警告时，权衡了后果，但仍然是侥幸大意了。他只计算了个人的处罚，忽视了可能会给单位造成的后果，低估了系统内部的强大惯性。

换个角度看，如果在薛锐权超生一事上放开口子，受冲击的不只是实际运行中整套计生奖惩机制，还可能引发示范效应，导致系统内部更多的超生案例。只要生育政策没有全面放开，只要地方上计生“一票否决制”的考核机制没有变，以最严厉的手段开除薛锐权夫妇，就成了系统内部维护其利益的最理性的考量。

在这件事上，同情或不同情薛锐权夫妇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计生政策中对超生的界定、惩罚如何以及何时才能与人口政策松动的趋势、国民实际感受相一致。也就是说，有关计划生育的一切政策及其执行，怎样才能全都摊开到台面上，明明白白地讨论、执行并且有所救济，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的需求，而不是继续以明暗两条线来导致误解，制造怨恨。

在放开二孩的政策明朗化之前，也曾出现类似薛锐权夫妻这样的案例，数量还不少，最后怎么处理也是很棘手，难免埋下各种不满。薛锐权夫妇超生，除了“二孩”换成“三孩”这个具体内容，由个案突显的问题是一样的。时代风向已经改变，在国家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，薛锐权夫妇尝试趟过灰色地带时，依然要付出沉重代价，不免令人唏嘘、别扭、难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