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轻时的王茂军(资料图片)

如今的王茂军记者 王博东 摄

34年，弹指一挥间。34年来，作为那场轰动全国的长漂的主角之一，洛漂队队长王茂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；那段往事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人生经历，也是一段不愿再触及的伤痛和酸楚。

当身材高大的王茂军穿着休闲服出现时，记者依稀能看到30年前那个胡子拉碴、又黑又瘦的洛漂队队长的影子。尽管已经60多岁，但他的声音依然洪亮，步伐依然矫健，双手依然温暖、有力。

在咖啡馆宛转的音乐声中，他的思绪慢慢回到了30年前……

谈初衷：大家都怕，都不试，那永远不能成功

记者：怎么想到要去长漂？

王茂军：连家人也问过我们，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。那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有几年了，大家精神头儿很足。那时我们没有技术，从来没接触过漂流，更谈不上对漂流有啥兴趣。那为啥还要去？作为当事人，我们觉得就是精神思想方面的问题——不服输，敢冒险，想争先。

记者：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，觉得长漂有多大把握？

王茂军：说实话，茫然，没有一点儿把握。

1985年，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独自在长江漂流时遇难。虽然光看新闻、听广播就知道那地方有多危险，但不管多危险，总得有人站出来，大家都怕，都不试，那永远不能成功！

最先提出长漂想法的是郎保洛，他说“尧茂书能漂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漂？”我们开始也怕他出事儿，就劝他，但劝不住，索性就一起去。说实话，大家心里也都有这种想法。

谈准备：郎保洛曾给杂志社写信求助，最终大家想尽办法贷了3万元

记者：费用从哪儿来？

王茂军：这种事儿如果没有经费，再有胆量也是寸步难行。我们算了一笔账，即便我们买差不多的漂流用具和设备，也需要两三万元人民币。现在谁有个万把元不稀罕，可那时候的万元户是很少见的，放到现在算，差不多是富翁了。

我们借了好久也没借到钱，找来找去，最后遇到李勤建，把李勤建和他的朋友孙志岭、霍学义共同开的商店抵押了，从银行贷了3万元。这三个人，后来也参与了长漂。在出发前，我的好朋友杨红林、雷建生也参与了进来，杨红林的好朋友张军后来也加入了。这八个人的队伍就这样临时组织起来了。

我们立下生死协议，在长漂结束后，大家共同还清贷款。如果有人死了，就由活着的人分担，哪怕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，也不能赖了银行这笔钱。后来我们确实也把这笔钱还了。

记者：听说为了借钱，郎保洛还写过求助信？

王茂军：我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搞装备。

郎保洛就给一家杂志社写过信，内容大概是：哥伦布曾说动西班牙国王给了他一艘船，并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，最终到达美洲大陆。我们要去长江漂流，你们能不能也给我们弄一艘船。

这封信最后石沉大海，我们一直没等到回音。

谈抉择：回去对不起死去的朋友，计划照旧，继续漂

记者：刚开始漂流时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

王茂军：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吃的。在正式开漂后的第二天，队里就断粮了。长江源头地广人稀，半天见不到一个牧民，有钱也买不来吃的。大家饿得没劲儿，又缺氧、负重，走十几分钟，就得躺在地上歇十几分钟。实在饿得不行，大家就去喝带着冰碴儿的河水，喝到肚子鼓起。有人甚至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，当趴在河边喝水时，直接掉进了河里。

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当时饿得发慌，看到脚下的草，心想羊能吃的东西，人也可以吃，当时就拽了很多草往嘴里塞。那天真是令我终身难忘。

记者：“叶巴翻船”事件使洛漂队两名队员在长江殒命，这改变了大家对长漂的看法吗？

王茂军：“叶巴翻船”事件，张军、杨红林失踪，我们带过去的三艘船，要么毁了，要么被冲跑了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政府也来电，劝民间漂流组织解散，当时政府也专门派人来劝我们回去。队里也开了会，讨论还要不要继续漂。大家觉得当时如果回去了，对不起死去的朋友，就决定计划照旧，继续漂，要在虎跳峡打一个翻身仗，哀兵必胜！这时候，我们收到了杨红林、张军家人的口信儿，他们表示“对于俩人的死可以理解”。这句话让我们感到愧疚，也更坚定了我们的决心。

记者：为冲击虎跳峡，进行了哪些准备？

王茂军：一直有人质疑洛漂队设备简陋，不看好我们能成功漂出危险的虎跳峡。在我们看来，漂流探险本就是充满危险的，如果安安全全，那还漂什么？谁也不敢打无准备之仗。为此，我们搞了一次试漂，让一艘装着狗的密封船过上虎跳，想看看密封船能否扛得住大浪。最后，这艘密封船在汹涌的浪中翻了几个跟头后便不见踪影，等它再冒出水面时，船舱已被冲开一个大口子，里面的狗不见了。

密封船坏了，再去上海赶制已经来不及，我们就把破的密封船拉上岸，补了又补，粘了又粘。

9月10日早上，在冲击上虎跳前，我们所居住的一个大理石厂破天荒地端出四个热腾腾的菜，给队员们加餐，像搞最后的送行。我作为队长，要考虑很多，万一船破人亡怎么办？没有退路，还得冒死往下漂，这船不行了，就再去上海做一艘结实的。总之，临漂之前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谈感受：在那个时间做了认为该做的事儿

记者：长漂让你们成了英雄……

王茂军：洛漂队起初去了八个人，有三个人没能回来。郎保洛和雷建生第二年在黄漂时遇难了。除了郎保洛没结婚，其他人都是有老婆、孩子的。

回来的人生活没有因为长漂而发生什么改变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到一些厂矿和学校开了十几场报告会，没用完的捐款也都上交了，然后就该干啥干啥。

这些年，每逢春节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会去给遇难队友的家人拜年。如果谁家的老人不在了，我们还会去送终……

记者：付出的代价这么大，后悔吗？

王茂军：谈不上后悔不后悔。我们就是在那个时间做了认为该做的事儿。现在，我还想回去走一遍长漂时走过的路，但想归想，身体情况不允许，60多岁了。